原标题：《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北京、内蒙古等地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帮助更多需要指导的家长

　　针对未成年少女周澄的教育问题，教育专家陈刚（左）对周澄的母亲李云（右）提供一对一指导。

　　在朝阳社区学院家庭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对有困惑的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教育指导。

　　朝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对家长进行团体咨询。A08-A09版图片/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法律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权利，除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干预和指导，还要对他的整个家庭进行干预和指导。也就是说我们从公法的领域里，进入了私人的自治领域。”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长芳说。

　　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10年，徐长芳反复看到一些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该法规定，相关司法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也就是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据新华社报道，《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北京、内蒙古等多地人民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

　　为了配合“家庭教育令”对未成年人进行更好地教育，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法院引入专业力量，邀请了解青少年问题、家庭教育指导的专家为涉诉家庭提供教育指导。在帮助涉案未成年人的同时，法官们希望将家庭教育工作向前延伸，帮助更多需要教育指导的家长，把孩子的问题从小解决，让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长。

　　2022年4月，17岁的少女周澄，因为参与多起敲诈勒索案，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张妍，有着20年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在为周澄惋惜的同时，张妍也探究了她的成长轨迹。

　　周澄来自一个父母离异重组的家庭。她4岁时父母离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分别重组家庭后，很少有精力关照她。

　　初中辍学后，周澄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些朋友，之后跟随他们来到北京。2021年5月至10月，在朋友的蛊惑下，周澄参与了多起敲诈勒索案。

　　张妍认为，周澄的犯罪问题，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性。而且，在女孩步入青春期时正值生理发育，母亲对孩子的关注是不可或缺的。

　　在张妍看来，周澄的母亲李云并不是一个对女儿不管不顾的母亲。女儿犯案后，李云来到北京陪她做笔录，帮助退赃退赔，求得对方谅解等，积极配合司法部门的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依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张妍对李云发出“家庭教育令”，要求李云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定期与女儿联系，了解她的心理状况、情感需求，对她进行道德法治教育；要求李云在5月至8月期间，每月接受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2022年2月，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长芳审理了一起团伙盗窃案。2021年7月至8月，三个未成年人被一个成年人带着在工地上盗窃了15次，偷走建筑材料当废铁变卖，换取网费和生活费。

　　其中一名涉案的未成年人孙阳，已经是第二次盗窃。法官认为，孙阳的父母以忙于工作为由，疏于对被监护人管教，最终导致孙阳走上犯罪道路。

　　“家庭教育令”来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张妍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前，发现案件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官也会对其家庭予以关注。但法官能做的还是比较有限。而《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法官了解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后，如果发现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问题比较严重，通过书面和口头提示后，家长仍然不重视教育问题，就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在传统观念里，教育孩子是家事，别人很难插手。但是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未成年人教育问题的重视，法律把触角伸向了私人性质的家庭领域。在张妍看来，这代表着我国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

　　据新华社报道，《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湖南、北京、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广东、甘肃等多地人民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

　　2022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区妇联、朝阳社区学院联合设立涉诉当事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探索引入专业力量。

　　据张妍介绍，法院处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的前端，主要负责发现案件中忽视教育或教育方式有问题的家庭，法官会及时把情况向区妇联和社区学院进行通报；而社区学院负责安排具体的课程，制定课程计划，安排专家进行相应的辅导，家长的上课和作业情况，也会反馈给法官；区妇联则主要负责统筹协调。

　　朝阳社区学院院长蔡芳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接两个涉诉家庭后，社区学院有针对性地按未成年人的年龄段给家长们提供匹配的课程，邀请了北京市教育学会青少年成长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刚，为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据介绍，一般是在家长下班后，用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一小时左右的专家线上指导。

　　听了李云的困惑后，陈刚建议，首先要努力跟孩子成为朋友，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有心事能跟妈妈说。

　　陈刚拿到的一份周澄的心理诊断显示，周澄属于敏感度比较高的孩子，对于别人的反应和态度非常关注。

　　周澄曾经对母亲吐露过父母离婚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上小学时爷爷接她放学，遇到老师和家长，爷爷都会念叨，“这孩子爸妈离婚了，就我和她奶奶带着她。”父母离婚对周澄来说是一道疤，爷爷无意的唠叨等于揭开她的伤疤。

　　陈刚建议李云对女儿表达信任，增进感情，再引导女儿帮助爷爷奶奶做些事，通过给最亲的人提供帮助来获得信心。

　　9月，法院和社区学院回访时，李云反馈母女二人的关系有缓和。虽然改变女儿很难，但接受专家指导后，李云比以前有信心了许多。

　　实际上，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朝阳社区学院已经做了11年。2011年7月，朝阳区教委在社区学院成立朝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面向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和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2020年，社区学院开设了家庭教育咨询中心，有家庭教育问题的家长可以求助，中心会安排专家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或者团体指导。

　　据朝阳社区学院家庭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杨庆华统计，不到3年的时间内，咨询中心组织了90场个体咨询，服务268个家庭，团体咨询45场，服务1450多个家庭。

　　“提供教育咨询的专家有大学老师、科研机构教研员、中小学德育干部等。由朝阳区教委负责出资，面向家长的咨询服务都是免费的。”杨庆华说。

　　今年2月，徐长芳审理了团伙盗窃案后，对涉案未成年人孙阳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徐长芳发现，孙阳父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而姥姥和母亲都溺爱孩子。

　　庭审时，孙阳痛哭流涕，认错态度很好。法院、妇联等部门对其父母进行了教育座谈，徐长芳觉得效果还不错。但出狱没多久，孙阳在小区门口摆摊卖草莓，仅卖了一周，就拿着赚到的钱离家出走了。

　　得知这一情况，6月2日，徐长芳和区妇联办公室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白莉一同前往孙阳家做家访。但与徐长芳约定好回家的孙阳没有现身，电话也联系不上。孙阳住在哪儿、干什么，其父母一概不知道。

　　在两次家访中，不但孙阳没有出现，其父母也不太配合。对于法官的问询，孙阳父母要么是一问三不知，要么就是抱怨孩子不听话。

　　今年5月，在审理一起男女双方同居关系纠纷案件时，朝阳法院宋晓佩法官向双方发送了家庭教育令。

　　该案中，男女双方未婚同居并育有一个五岁的男孩元元。二人感情不和，结束了同居关系。两人在财产分割、抚养费等方面有争执，针对孩子的抚养问题也没有谈妥。元元被父亲放到母亲所住的村子外，当时天已黑，气温很低，元元在村外很久才被母亲发现。

　　杨庆华记得，元元父母的矛盾很深，只能分开单独指导。在前期了解家庭情况时，两人一直在指责对方的不是，但都很关心孩子。

　　杨庆华说，家庭教育指导方向主要是告诉元元父母，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一般会出现哪些问题，家长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心灵等。

　　但元元父亲因为不服法院的判决，法官和家庭教育咨询中心多次打电话发短信提醒，他都拒绝参加第二次的专家指导。面对家长的不配合，法院和社区学院也很困惑，除了口头上的督促和批评教育之外，目前并没有更多更有力的惩戒手段。

　　“如果家长有侵害孩子权益或者有伤害孩子的行为，我们会有更严厉的措施，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家长只是不配合，我们也在思考更好的方法，让他更好地配合和完成家庭教育指导。这其实是法院和社区学院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张妍认为，法律的实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法院会及时收集、整理相关问题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共同研究、解决问题，促进法律更好地实施和完善。

　　在徐长芳的规划里，4月21日，九原区法院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后，先建立家庭教育专家库，需要专家对涉案的未成年人家庭进行指导，提供具体的指导计划等。

　　但她发现，要在包头找一个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的指导师太难了。团伙盗窃案的两个家庭，都是徐长芳和白莉多次去家访指导的，他们并没能建立起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团队。这对于以司法审判工作为主的法官来说不仅很难，还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今年“十一”假期前，九原区法院受理了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一起强制猥亵案、两起强奸案。两个被害女孩，一个未满14周岁、一个刚满14周岁，心理创伤比较严重。

　　通过家庭教育评估徐长芳发现，其中一个被害女孩嘉宁的家庭教育有严重问题，而且案件发生后，嘉宁无法进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轨道。嘉宁的母亲再婚后，另育有一子，对大女儿不太关心，嘉宁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案件发生后，嘉宁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对母亲的唠叨特别敏感，会发生自残、自杀这类非常激烈的反应。

　　面对敏感的案情，徐长芳感觉有些无从下手，需要借助专业力量来引导嘉宁回归正常生活。但在包头，她发现，找不到适合的心理咨询师来给嘉宁做创伤心理治疗，也找不到专家来为女孩的家庭教育做指导。

　　后来，徐长芳联系到“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团队，希望能通过公益团队接触到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女孩提供心理救助。

　　徐长芳计划着，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解决部门资源共享和协调的问题。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包含妇联、团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11家成员单位，法院希望把相关部门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打造一个有专业能力的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将家庭教育令的重点放在后续的未成年人帮扶上，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走上正途。

　　徐长芳希望，专家在具体指导过程中，能够形成一个有效评价家庭教育的机制。经过指导后，针对个案的情况，通过心理干预、走访调查，进行教育指导的效果评估，要有具体的指标反馈回法官，法官从而能够判定父母的监护能力、家庭教育是否合格。如果评价合格，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就能结束，如果不合格，家庭教育令的时效将延长。

　　“建立有效的考评，这个其实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难点。考核家庭最终目的是让涉案的未成年人回归到社会正常的生活，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徐长芳说。

　　身处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一线，张妍感受到，未成年人是很脆弱的，他们的行为多少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家庭教育的许多问题都暴露在案件中。

　　有些被告人家长不配合，不到庭，几乎放弃了承担家长的责任。有的家长教育方式过于强势、严厉，甚至有暴力行为；有的家长过于溺爱，觉得孩子干什么都是对的；还有的家长对孩子很漠视，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一问三不知。

　　而在一些离异家庭，要么就把孩子完全抛给另一方，要么双方因为矛盾把孩子当做筹码互相要挟、报复，完全不让另一方探视，影响孩子的教育。

　　但近几年张妍感到，随着社会对未成年人和家庭教育的关注，情况已有明显的改观。更多的家长主动跟法官聊教育方面存在的困扰，跟之前回避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有家长说，我孩子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法官你能跟我们家孩子聊一聊吗？当家长并不排斥他人的帮助和指导的时候，也证明了家长对教育问题更广阔的接受程度和重视程度。”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以后，通过法律宣传，张妍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更加重视教育问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前家长都对家庭教育指导不了解或者不关注，现在有家长会主动问，“是不是有家庭教育指导？我想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张妍去学校和社区走访时发现，家长对于孩子的关注，已从单纯只注重学习成绩到关注孩子性格、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杨庆华也深有体会，在她多年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里，见证了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越来越多元，以前的家长会说“你只要好好学习，家里的什么都不用干”，现在，家长会问“孩子心理压力大的时候该怎么疏导？”

　　“更多关注孩子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包括孩子性格的发展，对于每个家长都是一种进步。这是非常好的趋势，家长的关注度越来越宽，越来越全面，反过来印证了对于孩子的教育和重视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张妍说。

　　“审理100个案件都不如挽救一个孩子。”张妍和徐长芳等法官们都在思考，通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站，不仅要帮助涉案的未成年人，还要把家庭教育的工作往前延伸，延伸到学校、社区，及早地发现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以及家庭的问题，早干预早预防，正确引导，及时纠正。

　　徐长芳希望通过工作室的活动进驻校园，通过在学校开展讲座，让老师、学生和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毕竟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学校，学校也最能发现孩子及其背后的家庭是否存在问题。

　　徐长芳表示，下一步法院将联合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其辖区内的学校、社区进行摸排走访，了解是否有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根据职能部门的配合，把问题家庭导入到家庭教育指导的程序里，有针对性地对家庭个案进行指导，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以前在办案过程中，很多家长也有困惑，“该打的也打了，该说的也说了，还能怎么管呢？”很多家长不是不想管，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管，张妍认为，这就是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必要性。

　　张妍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将妇联、社区学院的公共资源逐步扩展到案外，“让更多求助无门的家长能够得到正规渠道的资源和力量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做工作室的初衷。家长能够接受专业人士的指导，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孩子的成长就有更多的保障。”

　　原标题：《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北京、内蒙古等地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帮助更多需要指导的家长

　　针对未成年少女周澄的教育问题，教育专家陈刚（左）对周澄的母亲李云（右）提供一对一指导。

　　在朝阳社区学院家庭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对有困惑的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教育指导。

　　朝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对家长进行团体咨询。A08-A09版图片/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法律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权利，除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干预和指导，还要对他的整个家庭进行干预和指导。也就是说我们从公法的领域里，进入了私人的自治领域。”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长芳说。

　　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10年，徐长芳反复看到一些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该法规定，相关司法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也就是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据新华社报道，《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北京、内蒙古等多地人民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

　　为了配合“家庭教育令”对未成年人进行更好地教育，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法院引入专业力量，邀请了解青少年问题、家庭教育指导的专家为涉诉家庭提供教育指导。在帮助涉案未成年人的同时，法官们希望将家庭教育工作向前延伸，帮助更多需要教育指导的家长，把孩子的问题从小解决，让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长。

　　2022年4月，17岁的少女周澄，因为参与多起敲诈勒索案，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张妍，有着20年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在为周澄惋惜的同时，张妍也探究了她的成长轨迹。

　　周澄来自一个父母离异重组的家庭。她4岁时父母离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分别重组家庭后，很少有精力关照她。

　　初中辍学后，周澄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些朋友，之后跟随他们来到北京。2021年5月至10月，在朋友的蛊惑下，周澄参与了多起敲诈勒索案。

　　张妍认为，周澄的犯罪问题，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性。而且，在女孩步入青春期时正值生理发育，母亲对孩子的关注是不可或缺的。

　　在张妍看来，周澄的母亲李云并不是一个对女儿不管不顾的母亲。女儿犯案后，李云来到北京陪她做笔录，帮助退赃退赔，求得对方谅解等，积极配合司法部门的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依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张妍对李云发出“家庭教育令”，要求李云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定期与女儿联系，了解她的心理状况、情感需求，对她进行道德法治教育；要求李云在5月至8月期间，每月接受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2022年2月，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长芳审理了一起团伙盗窃案。2021年7月至8月，三个未成年人被一个成年人带着在工地上盗窃了15次，偷走建筑材料当废铁变卖，换取网费和生活费。

　　其中一名涉案的未成年人孙阳，已经是第二次盗窃。法官认为，孙阳的父母以忙于工作为由，疏于对被监护人管教，最终导致孙阳走上犯罪道路。

　　“家庭教育令”来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张妍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前，发现案件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官也会对其家庭予以关注。但法官能做的还是比较有限。而《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法官了解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后，如果发现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问题比较严重，通过书面和口头提示后，家长仍然不重视教育问题，就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在传统观念里，教育孩子是家事，别人很难插手。但是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未成年人教育问题的重视，法律把触角伸向了私人性质的家庭领域。在张妍看来，这代表着我国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

　　据新华社报道，《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湖南、北京、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广东、甘肃等多地人民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

　　2022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区妇联、朝阳社区学院联合设立涉诉当事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探索引入专业力量。

　　据张妍介绍，法院处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的前端，主要负责发现案件中忽视教育或教育方式有问题的家庭，法官会及时把情况向区妇联和社区学院进行通报；而社区学院负责安排具体的课程，制定课程计划，安排专家进行相应的辅导，家长的上课和作业情况，也会反馈给法官；区妇联则主要负责统筹协调。

　　朝阳社区学院院长蔡芳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接两个涉诉家庭后，社区学院有针对性地按未成年人的年龄段给家长们提供匹配的课程，邀请了北京市教育学会青少年成长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刚，为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据介绍，一般是在家长下班后，用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一小时左右的专家线上指导。

　　听了李云的困惑后，陈刚建议，首先要努力跟孩子成为朋友，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有心事能跟妈妈说。

　　陈刚拿到的一份周澄的心理诊断显示，周澄属于敏感度比较高的孩子，对于别人的反应和态度非常关注。

　　周澄曾经对母亲吐露过父母离婚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上小学时爷爷接她放学，遇到老师和家长，爷爷都会念叨，“这孩子爸妈离婚了，就我和她奶奶带着她。”父母离婚对周澄来说是一道疤，爷爷无意的唠叨等于揭开她的伤疤。

　　陈刚建议李云对女儿表达信任，增进感情，再引导女儿帮助爷爷奶奶做些事，通过给最亲的人提供帮助来获得信心。

　　9月，法院和社区学院回访时，李云反馈母女二人的关系有缓和。虽然改变女儿很难，但接受专家指导后，李云比以前有信心了许多。

　　实际上，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朝阳社区学院已经做了11年。2011年7月，朝阳区教委在社区学院成立朝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面向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和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2020年，社区学院开设了家庭教育咨询中心，有家庭教育问题的家长可以求助，中心会安排专家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或者团体指导。

　　据朝阳社区学院家庭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杨庆华统计，不到3年的时间内，咨询中心组织了90场个体咨询，服务268个家庭，团体咨询45场，服务1450多个家庭。

　　“提供教育咨询的专家有大学老师、科研机构教研员、中小学德育干部等。由朝阳区教委负责出资，面向家长的咨询服务都是免费的。”杨庆华说。

　　今年2月，徐长芳审理了团伙盗窃案后，对涉案未成年人孙阳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徐长芳发现，孙阳父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而姥姥和母亲都溺爱孩子。

　　庭审时，孙阳痛哭流涕，认错态度很好。法院、妇联等部门对其父母进行了教育座谈，徐长芳觉得效果还不错。但出狱没多久，孙阳在小区门口摆摊卖草莓，仅卖了一周，就拿着赚到的钱离家出走了。

　　得知这一情况，6月2日，徐长芳和区妇联办公室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白莉一同前往孙阳家做家访。但与徐长芳约定好回家的孙阳没有现身，电话也联系不上。孙阳住在哪儿、干什么，其父母一概不知道。

　　在两次家访中，不但孙阳没有出现，其父母也不太配合。对于法官的问询，孙阳父母要么是一问三不知，要么就是抱怨孩子不听话。

　　今年5月，在审理一起男女双方同居关系纠纷案件时，朝阳法院宋晓佩法官向双方发送了家庭教育令。

　　该案中，男女双方未婚同居并育有一个五岁的男孩元元。二人感情不和，结束了同居关系。两人在财产分割、抚养费等方面有争执，针对孩子的抚养问题也没有谈妥。元元被父亲放到母亲所住的村子外，当时天已黑，气温很低，元元在村外很久才被母亲发现。

　　杨庆华记得，元元父母的矛盾很深，只能分开单独指导。在前期了解家庭情况时，两人一直在指责对方的不是，但都很关心孩子。

　　杨庆华说，家庭教育指导方向主要是告诉元元父母，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一般会出现哪些问题，家长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心灵等。

　　但元元父亲因为不服法院的判决，法官和家庭教育咨询中心多次打电话发短信提醒，他都拒绝参加第二次的专家指导。面对家长的不配合，法院和社区学院也很困惑，除了口头上的督促和批评教育之外，目前并没有更多更有力的惩戒手段。

　　“如果家长有侵害孩子权益或者有伤害孩子的行为，我们会有更严厉的措施，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家长只是不配合，我们也在思考更好的方法，让他更好地配合和完成家庭教育指导。这其实是法院和社区学院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张妍认为，法律的实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法院会及时收集、整理相关问题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共同研究、解决问题，促进法律更好地实施和完善。

　　在徐长芳的规划里，4月21日，九原区法院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后，先建立家庭教育专家库，需要专家对涉案的未成年人家庭进行指导，提供具体的指导计划等。

　　但她发现，要在包头找一个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的指导师太难了。团伙盗窃案的两个家庭，都是徐长芳和白莉多次去家访指导的，他们并没能建立起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团队。这对于以司法审判工作为主的法官来说不仅很难，还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今年“十一”假期前，九原区法院受理了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一起强制猥亵案、两起强奸案。两个被害女孩，一个未满14周岁、一个刚满14周岁，心理创伤比较严重。

　　通过家庭教育评估徐长芳发现，其中一个被害女孩嘉宁的家庭教育有严重问题，而且案件发生后，嘉宁无法进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轨道。嘉宁的母亲再婚后，另育有一子，对大女儿不太关心，嘉宁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案件发生后，嘉宁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对母亲的唠叨特别敏感，会发生自残、自杀这类非常激烈的反应。

　　面对敏感的案情，徐长芳感觉有些无从下手，需要借助专业力量来引导嘉宁回归正常生活。但在包头，她发现，找不到适合的心理咨询师来给嘉宁做创伤心理治疗，也找不到专家来为女孩的家庭教育做指导。

　　后来，徐长芳联系到“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团队，希望能通过公益团队接触到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女孩提供心理救助。

　　徐长芳计划着，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解决部门资源共享和协调的问题。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包含妇联、团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11家成员单位，法院希望把相关部门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打造一个有专业能力的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将家庭教育令的重点放在后续的未成年人帮扶上，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走上正途。

　　徐长芳希望，专家在具体指导过程中，能够形成一个有效评价家庭教育的机制。经过指导后，针对个案的情况，通过心理干预、走访调查，进行教育指导的效果评估，要有具体的指标反馈回法官，法官从而能够判定父母的监护能力、家庭教育是否合格。如果评价合格，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就能结束，如果不合格，家庭教育令的时效将延长。

　　“建立有效的考评，这个其实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难点。考核家庭最终目的是让涉案的未成年人回归到社会正常的生活，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徐长芳说。

　　身处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一线，张妍感受到，未成年人是很脆弱的，他们的行为多少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家庭教育的许多问题都暴露在案件中。

　　有些被告人家长不配合，不到庭，几乎放弃了承担家长的责任。有的家长教育方式过于强势、严厉，甚至有暴力行为；有的家长过于溺爱，觉得孩子干什么都是对的；还有的家长对孩子很漠视，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一问三不知。

　　而在一些离异家庭，要么就把孩子完全抛给另一方，要么双方因为矛盾把孩子当做筹码互相要挟、报复，完全不让另一方探视，影响孩子的教育。

　　但近几年张妍感到，随着社会对未成年人和家庭教育的关注，情况已有明显的改观。更多的家长主动跟法官聊教育方面存在的困扰，跟之前回避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有家长说，我孩子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法官你能跟我们家孩子聊一聊吗？当家长并不排斥他人的帮助和指导的时候，也证明了家长对教育问题更广阔的接受程度和重视程度。”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以后，通过法律宣传，张妍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更加重视教育问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前家长都对家庭教育指导不了解或者不关注，现在有家长会主动问，“是不是有家庭教育指导？我想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张妍去学校和社区走访时发现，家长对于孩子的关注，已从单纯只注重学习成绩到关注孩子性格、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杨庆华也深有体会，在她多年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里，见证了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越来越多元，以前的家长会说“你只要好好学习，家里的什么都不用干”，现在，家长会问“孩子心理压力大的时候该怎么疏导？”

　　“更多关注孩子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包括孩子性格的发展，对于每个家长都是一种进步。这是非常好的趋势，家长的关注度越来越宽，越来越全面，反过来印证了对于孩子的教育和重视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张妍说。

　　“审理100个案件都不如挽救一个孩子。”张妍和徐长芳等法官们都在思考，通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站，不仅要帮助涉案的未成年人，还要把家庭教育的工作往前延伸，延伸到学校、社区，及早地发现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以及家庭的问题，早干预早预防，正确引导，及时纠正。

　　徐长芳希望通过工作室的活动进驻校园，通过在学校开展讲座，让老师、学生和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毕竟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学校，学校也最能发现孩子及其背后的家庭是否存在问题。

　　徐长芳表示，下一步法院将联合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其辖区内的学校、社区进行摸排走访，了解是否有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根据职能部门的配合，把问题家庭导入到家庭教育指导的程序里，有针对性地对家庭个案进行指导，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以前在办案过程中，很多家长也有困惑，“该打的也打了，该说的也说了，还能怎么管呢？”很多家长不是不想管，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管，张妍认为，这就是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必要性。

　　张妍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将妇联、社区学院的公共资源逐步扩展到案外，“让更多求助无门的家长能够得到正规渠道的资源和力量的帮助，这也是我们做工作室的初衷。家长能够接受专业人士的指导，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孩子的成长就有更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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