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使人成为人，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提出的教育思想。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教育事业获得飞速发展，全面普及了义务教育。然而，正是在教育应该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它还没有达到社会的期盼和自身的期许。有人把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归咎于德育的“目标政治化倾向严重”，及其“明显的国家主义意识”，所以不能承担起“培育个体生命自觉”的“根本使命”；有人据此呼吁，应当无条件地培养具有“人类意识”的“世界公民”，以及超越现实社会的“自由的人”；也有人认为应当取消思想政治课，甚至取消文科。这些论点显然是很偏颇的，不能苟同。

　　毋庸讳言，教育在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神话，也带来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和自身“成长的烦恼”。功利主义的考虑使人们过分偏重于教育的工具价值，甚至使教育成果变成了简单的证书符号和职业标签。升学竞争所形成的不断自我强化的压力系统挤压着素质教育的空间。一些学生不得不竭力抓住技能跑道的起点，却对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人生目标心存茫然。对于加强道德理想教育和思想政治课教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现实的呼唤。因此需要我们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不懈坚守，而决不能放弃自身的责任，因为青少年失去了信念、道德和理想，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失去未来。

　　著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类的精神与动物本能的区别在于，我们在繁衍后代的同时，在下一代身上留下自己对于理想、崇高和美好的事物的信念。对于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的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我们现实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铸就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成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首要前提。在整个价值教育体系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使学生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升华为信念，并自觉转化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动，是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担负而且唯有它才能担负的重要任务。于此而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政治化倾向”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当在探索和改进中得到有效加强。

　　凡属于人类者，必定属于自己的祖国。国家认同不仅是人类归属感的本能需要，也是爱国主义的内核。任何国家所培养的都不会是于己无关的“世界公民”，而只能是认同自己的政治制度、民族利益和历史文化，并且愿意为之效力以致奉献牺牲的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公民教育中确立学生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尤为重要。同时，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各族人民基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共同选择，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同样是各族人民积极努力和民族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应当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各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相互融合、荣辱与共、团结奋斗、共创辉煌的历史，增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同胞情感及其相互离不开的意识，牢固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公民价值观，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有使青少年一代具备了“人类最高的道德标准”——爱国心，成为具有清醒的国家意识和深刻民族情感的人，我们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抵御外部敌对力量的冲击，维护国家稳定，实现民族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我国经历了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逐步从以往传统的“熟人社会”进入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道德问题，以致产生“道德滑坡”的说法，似乎一个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一个最不缺乏伦理道德资源的国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道德沦落。实际上，传统中国最完备的道德体系及其内容主要属于“私德”范畴，而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则是“公德”危机。儒家把处理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邻里等私人交往关系的道德规范表述得十分详尽，但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处理今天原子化的陌生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道德范本。为了建立和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积极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道德挑战，从根本上解决令人焦虑的道德问题，必须从我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切实加强公民教育和公德建设，培养一代具有社会责任和公共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不但可为一人、一家、一乡、一族，以至天下人之资格，而且“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他们也不是所谓具有“现代性”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独立的个体”，而是具有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内心准则，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价值尊严，同时充分尊重他人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幸福不仅是一种生活境遇，而且是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形态。诚如康德所言，幸福是对自身状况的满意。自古以来没人能给“幸福”下一个公认的定义，正是因为对幸福的理解必然地与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说过，他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因为那种生活的伦理基础不过是“猪栏的理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繁荣，没有什么比“幸福”更让人纠结，让人困惑。经济学的道德原则使追求物质享受成为社会时髦，急功近利的竞争使受教育者与真正的幸福拉开了距离。只在物质和感性的维度追求幸福的享乐主义，不会促成人的全面发展，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远大目标的实现。深化全面、有效的幸福观教育，应该成为当前德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引导学生把对幸福的认识与追求提高到理性和精神的维度，把个人的幸福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自觉联系在一起，通过选择适合自己禀赋的职业，在价值创造中感受人的尊严与劳动的快乐，在付出和给予中体验到他人对自己的需要，并且被这种需要推动着在实践中不断地开发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用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在改造自然、变革社会与完善自我时专注于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类光明的未来，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作为终极关怀的崇高价值目标。这样，他们就能够处理好“道”与“德”、“德”与“得”的关系，乐于并且能够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具有“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作为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我们既要注重“育人”的过程，更要关注“成人”的结果。德育的理想目标，是使道德成为人“心中的道德”，使道德追求成为人的本能反应和情感需要。美学家朱光潜认为，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离开了感情之水的滋润和浇灌，道德之树只能虚伪地存在，而不会开花结果。道德教育步履，必然要经过情感教育这一条漫长的道路。早在古希腊时期，人的心理功能就被分成知、情、意三个组成部分，后来在学术研究中相对于“情”这个领域建立了“情感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学”。以情感教育为本性，以文科教学为主要载体的审美教育，应该担当起深化德育“成人”效果的特殊使命，培养学生应有的情愫、情操和情怀，使道德理想成为他们心中“永恒不息的灯”，照耀自己沿着遵循客观规律之真和实现社会目的之善的道路，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美的境界，感受并创造与祖国和人民融为一体的美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