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朱永新老师，是近几年的事。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教育发展的前景。

　　因为当教师、当校长，驱动了我去研究宏观教育政策。刚开始，我研究教育规划，也就是研究如何建设一个教育体系，明确目标、调动资源，计划好各个阶段的里程碑，最后达到预定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和科学化的过程，因此要研究人口变动趋势，计算教育的投资与回报，预测劳动力的需求，等等。在写博士论文时，这种纯理性的思维遇到了挑战。

　　我开始明白，教育系统的发展还涵盖了许多其他因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信仰，它们并非是对政策的干扰，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开始对这些因素产生了兴趣，开始注意生产形态与机构形态，猛然发觉，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脑子里，仍然是几十年前的社会形态，认为我们培养的学生面对的是我们以往熟悉的社会。社会变了，因此教育也要变。

　　教育要变、学校要变，这是我近20年不断学习的主要课题。而这也是朱老师《未来学校》所预见的，有些变化其实已经在我们周围发生了。于是产生了一个核心问题：教育要变、学校要变，这“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过去几十年，从二战以后出现人力资本的理念，人们认识到教育应该被视为投资，而不是消费。于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争相发展教育。自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着力发展教育体系，教育的发展成了政府行为，全球各地，无一例外。或者说，教育发展，基本上是一项“由上而下”的工程。

　　“由上而下”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小的国家如新加坡，有一个非常精明的教育部和非常有效率的教育管理体系。又如芬兰，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成为全国的信念。但“由上而下”，却有一个贯彻到底的问题。新加坡比较能够贯彻到底，芬兰就存在各地学区参差的问题。在较大的教育体系之下，地区差异就更加严重。

　　中国的教育，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体系。没有政府行为，就没有中国教育的今天。国家的教育愿景、总体政策、具体措施，从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到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都在塑造中国教育体系的前路。

　　但“由上”易，“而下”却绝不简单。即使有精明的教育部，要落实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殊不容易。近年，世界对于教育的关注，集中在教育的素质与教育的公平。对于素质与公平，政府只能从体制的设计、资源的配备、质量的调控等着手。但真正的答案，却在于前线的教育工作者。

　　这方面，中国有一门独一无二的绝招——教研制度。世界各国的教育，有学校体系、有教师组织，就是没有教学体系。中国的教研制度，不只有贯彻政策落实的功能，而且还有研发、培训、评估、创新等作用。当然，随着社会的开放，各地难免也有参差，但教研机制仍然在“由上而下”的过程中，担任着关键角色。

　　教育领域，有没有“由下而上”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少。“由下”，假如是指发生在前线的变革，到处都有。像美国，不乏民间的创新与突破，但往往只发生在个别学校，甚至在一个学区推广也不容易。这些创新和突破，往往也是短命的，或因领导人员的更替，或因资金的短绌，或由于种族问题的干扰无法延续。

　　在美国，还有不少民间的努力希望为教育出一份力。其中有很多是以资金带动的教育基金（例如盖茨基金）、专项教育的民间协会，以及大学（如哈佛、MIT）设立的各式改革模式。但这些模式都有覆盖面小、延续性低的特点。“由下”而“难上”，其中一个原因，是往往为了追求新颖，而急于做与现实相差太远的项目，很难看到实效。用中国话说，是难成大气候，对整体的教育影响极微。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用中国人的观点看，印度的教育，没有总体的愿景与规划，各地学校各自去奔。有下放（例如把资金绕过政府部门直接发放给母亲委员会）没有统筹，也因此诱发了全国各地的民间力量对口资助地方学校甚至失学的儿童。虽然也有零星的创新，但大多数是慈善救助性质。

　　以上不厌其详，旨在点出朱老师“新教育实验”的特点。第一，“新教育”是民间组织。第二，“新教育”在塑造新的教育风气。第三，“新教育”是在现存的制度里开展的。第四，“新教育”没有改变总体制度的意图。第五，“新教育”提出的方案和活动，朴素而易行，因此迅速得到推广。第六，“新教育”没有愤世嫉俗的怨气，没有哗众取宠的高调，也没有标新立异的噱头。

　　这些特点，都是前面提到的例子所没有的。既不是“由上而下”，不是来自政府的政策；也不是“由下而上”，没有“而上”要改变整个制度。而是深切了解到学校和教师的现实，为学校和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入手点，满足了学校和教师，为学生提供更佳的学习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应试文化无孔不入的氛围下，“新教育”却可以让学校和教师取得可喜的进展，最终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朱永新老师简朴的“新教育实验”背后，却对未来的教育有宽阔的宏愿。他在《未来学校》里，描绘了学校教育发展的前景，与经济合作组织（OECD）关于学校教育的前景不谋而合，也说明朱老师的简朴实验，是伟大的、宏远的起点。我常常觉得，凡是做大事，一定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英文叫作“ThinkBig！StartSmall！”这正是朱老师“新教育”的写照。

　　不知不觉间，我的导师杨周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是在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不久匆匆离世的。在先生离去的这30多年里，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情：先是去国外做了博士后，回国后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在老校长吴树青和一些资深教授的关怀和提携下，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从讲师到教授职称的晋升。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先后在五所高校指导了80多位博士生，其中60多位已获得博士学位，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教授或院长，还有的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或成为省部级教学名师。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自豪。